董仲舒强调，生态德育如何理解董仲舒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

本文目录一览

1，生态德育如何理解董仲舒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
2，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上董仲舒强调要怎么治国
3，董仲舒主张的思想是维护的是什么
4，董仲舒对待孔子学说儒学的态度是什么
5，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6，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1，生态德育如何理解董仲舒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

董仲舒一生强调"天人感应"学说，此句正好就是其较好的反映,意思就是，天地万物是天、地、人相互影响而生的，天定命运，地造环境，而人则来改造万物，当中包含了法家、道家的思想。

天，地，人是万物的根本，天孕育，地抚养，人最终使他定型。我瞎说的，

生态德育如何理解董仲舒天地人乃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

2，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上董仲舒强调要怎么治国

以德治国。并强调天人感应，用“天”来限制君主的行为。

以德治国。并强调天人感应，用“天”来限制君主的行为。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董仲舒曾经提出关注治理国家著名的《天人三策》，主要内容是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3.春秋大一统，尊王攘夷。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在君王治理国家策略上董仲舒强调要怎么治国

3，董仲舒主张的思想是维护的是什么

儒家思想，激进，符合君主口味，主张巩固、加大君权，当时应该是儒家的一个分支，在儒家内部对此分支也大有人敌视和反对，但这种主张迎合了君主集权国家的统治者的心意，因此后世各代多主张和推广这种儒家理论。

董仲舒汉代大儒学家。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国家建立太学，培养选拔人才。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主张的思想是维护的是什么

4，董仲舒对待孔子学说儒学的态度是什么

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行教化、重礼乐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兴太学、重选举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很大一部分是受董仲舒影响。。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对待孔子学说（儒学）是极度推崇的。。但此时的儒学已经经过董仲舒的改造。有利于汉武帝实行大一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学说中，不仅接受和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而且还大量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乃至墨家学说中某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他专攻的春秋公羊学中，充满了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使阴阳五行思想成为汉以后儒家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董仲舒曾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这是以后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重要根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董仲舒这里所说的"孔子之术"，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子学说，也不是原始儒家学说，而是经过他和汉初其他儒家学者发展了的，吸收了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学说之长的，董仲舒心目中的"孔子之术"。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不仅在于学理方面，而更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董仲舒研究的春秋公羊学，是一种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学说。公羊学认为，《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而《春秋》经中所提到的各种礼义法度也都可以为汉王朝所效法。于是，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藉以揭示孔子作《春秋》之宏旨及其包含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玉杯》）"《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竹林》）所以，他引述子夏的话说："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重任也。"（《俞序》）董仲舒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如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就明确表示说："余闻董生曰。"同时，他也竭力强调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史记》"太史公自序"）无怪乎当时就流传着所谓孔子作《春秋》"为汉帝制法"的说法。[3]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4]，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5]。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又，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到了汉末，政治制度化了的儒学礼教（名教），一方面成为束缚和压制人的自然感情的东西，一方面又成了那些伪君子沽名钓誉的工具，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并且在理论学说上，玄学也明确地提出了"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后汉纪》卷十二"袁宏曰"）。所以，自从玄学诞生以后，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只有那些体现为政治制度化方面的东西，在统治阶层的维护下继续起着作用。

5，董仲舒强调以什么治国

道德教化董仲舒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并用阴阳学说来加以阐述，形成一套完整的"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董仲舒是汉代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通过总结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学说的主要政治思想，总结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一系列重要哲学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董仲舒认为古人制定的治国理念是保证社会进步的绝对必要条件。这些理念是圣人根据天道提出的，必须认真遵循。上天高高在上隐藏自己显示自己的威严，同时给人们降下仁爱“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春秋繁露·离合根》，下引该书只注篇名）”。这里突出的体现了其君权神授的理念，所以君主作为承天命而管理国家的人，也要做到“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不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离合根》）”，实现天人一体。同时运用权术手段管理国家，做到“谨本始详，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立元神》）”。君主的情绪关系国家命运，表现出来必须谨慎“人主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暖清寒暑也，不可不审其处而出也。当暑而寒，当寒而暑，必为恶岁矣；人主当喜而怒，当怒而喜，必为乱世矣（《王道通三》）”。不能因为自己的喜怒情绪扰乱赏罚的秩序“虽有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当，然后发庆赏以立其德。虽有忿而怒，必先和其心以求其正，然后发刑罚以立其威（《威德所生》）”。在隐蔽意志的基础上意志要坚定“天不可以不刚，主不可以不坚（《天地之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对君主履行治国责任的具体要求。这是对韩非法制思想的继承和运用。作为大臣则要像土地一样朴实“比地贵信而悉见其情于主，主亦得而财之，故王道威而不失（《离合根》）”。君主要有韬略，大臣要坦率无私，才能有稳定的统治秩序，这是因为“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阳道尚形而露情，阳道无端而贵神（《立元神》）”。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而君主和大臣都要爱护民众，把民众当做自己的主体，提出了君民一体的概念“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为人者天》）”。则体现了对孟子民本理念的继承发展。君臣都要爱护人民，敬畏上天。董仲舒继承墨子天志的学说认为上天的灾祸启示人们不要作恶，“天地之物有不祥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遣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威》）。例如“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敛覆众，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矣（《五行变救》）”，所以上天制造天灾是为了启示人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故见天意之于灾异也。畏之而不恶也，以为天欲振吾过，救吾失，故以此报我也（《二端》）”，因此天灾多就要及时反省治国理政的罪恶，“然而春秋举之以为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智，外限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这也（《二端》）”。所以为了响应天道去恶向善，人们要做到“圣者法天，贤者法圣，此其大数也。得大数而治，失大数而乱，此治乱之分也（《楚庄王》）”。所以圣人是促进社会发展最为关键的力量，“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重政》）”。要“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圣人主要通过制定政治制度彰显上天的意志“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圣人序爵禄以自明（《立元神》）”。董仲舒政治哲学有一大特点就是把“天人感应”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制度中，比如一个季节三个月，所以君王设置三公，一次选拔三个官员。一年四季，所以一个职务要把应聘者选拔四次，等等。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过似乎没有政治实践的科学依据。事实上相对于荀子用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性来解释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存在科学程度的倒退，但是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哲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类的对手。在董仲舒看来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规范，如果君王和父亲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伦理规范，那么大臣和儿子也就不会服从管制“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亲没有了长者的样子，做大臣和儿子的也就没了该有的规矩。而为了制定这种规范，首先应该确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 。促进社会秩序的完善“父子不亲，则致其爱慈；大臣不和，则敬顺其礼，百姓不安，则力其孝悌（《为者天人》）”。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关注其对伦理秩序重视，同时尤其要重视臣子的道德建设“任贤臣者，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无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乱（《精华》）”。君主应该明白和臣子保持距离树立威严的重要性“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同时像上天公正地爱护世间万物一样公正地行使权力“天覆无外，地载兼受，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术之谓也（《深察名号》）”这里我们看到了韩非帝王之术的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君主要重视人才的使用，这一点董仲舒综合继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点的是他将使用人才与君主自身的修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形静志虚者，精气之所趣也；谦尊自卑者，贤者之所事也（《通国申》）”。所以使用贤人才能治理好国家“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始于除患，正一而万物备（《会盟要》）” 严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绩。同时明辨是非“撮以为义，进义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维护统治。人才需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董仲舒认为善和恶两种道德品质都在人身上辩证的存在“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有贪仁之性（《深察名号》）”。而人性中的善在潜藏的状态中，必须经过教育加以唤醒“性有似目，目卧优而暝，待觉而见。当其未觉，可谓有见质，不可未见。今万民之性，有其质而未能觉，譬如暝者待觉，教然后善（《深察名号》）”。所以董仲舒对人性看法的经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深察名号》）”。因为人的善性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号》）”。这与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明确善恶观念的基础上又受到道家影响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强精神修养“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清净，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同时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通过日常礼仪训练人们对伦理道德的感性认知能力。在对君主和大臣治理国家具体方式的主张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贫富差距过大，才能保证统治的稳定，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度制》）”。同时反对官员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与民争利“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先搞好经济建设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对人民进行文化教育“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仁义法》）”。实行教化能够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身之养重于义》）”。这里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在体恤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政治建设，董仲舒始终强调必须同时运用法制和道德教化两个手段，综合了法家和儒家的思想提出“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而且强调教化比刑罚更加重要“阳，天之德；阴，天之刑。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阳尊阴卑》）”。同时董仲舒提出“天之治，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天辨在人》）。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之后，也认为道德教化在实践层面比刑罚更有效，因为人民“悦于庆赏，严于刑罚，疾于法令（《郊语》）”。发挥了韩非把赏罚作为君主治国二柄的思想。事实上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采取的是单纯的法制，最终由于导致了压迫人民的暴政二世骤然灭亡。这启示董仲舒那一代知识分子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纠正了韩非李斯等人片面重视刑罚的作用。而且把仁政伦理理念与天志本体论观点进行了结合。必须合适的形式奖励和处罚的各项职能“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以相干也。（《四时之副》）”。在面对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治理问题上，董仲舒首先强调气候的异常是政治治理失去秩序后，上天对人们的警告，并在应对天灾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在治理民众方面“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赈困穷（《五行变救》）” 。在使用人才方面“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五行变救》）”。在君主个人作风方面“省宫室，去雕纹，举孝悌，恤黎元（《五行变救》）”。在吏治和军事方面“举廉洁，立正直，隐武行文，束甲械（《五行变救》）”等。在这里以天志为指导阐释了民本思想的具体主张。认为君主只有努力为百姓谋利，才能受到上天的庇佑。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仲舒虽然提倡在学术组织上罢黜百家，但是综合作用了法家的权术思想、儒家的民本理念、墨家的天志学说，真正做到了以学术的大一统情怀促进政治的大一统情怀。而他以天人合一理念为指导，综合作用历史经验，既突出强调德治的思想，又兼顾吸收法治理念在历史上的实践成果，提出了尊重统治者，关注人民生计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天人合一的思想特别突出地启示我们必须在保护自然环境、不断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开发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德法兼顾的理念启示我们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发展，不能偏废。重视民本的思想则更与我们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高度一致。我们要重视这一在历史上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思想理念在当代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历史渊源和人民心理环境。同时批判其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及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愚忠愚孝等错误理念。以此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必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