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旉农书，陈旉农书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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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旉农书是怎样的
2，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的著作是什么
3，中国古代五大农书是哪五部书
4，水耕火耨刀耕火种的区别

1，陈旉农书是怎样的

《农书》，后世通称《陈旉农书》，共三卷，12000多字。上卷讲江南主要的作物水稻，中卷讲江南主要的役畜水牛，下卷讲江南主要的家庭副业蚕桑，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总结南方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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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旉农书是怎样的

2，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的著作是什么

陈旉农书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地区栽培技术的一部农书著作是《陈旉农书》，是中国宋代南方地区农事的综合性农书，除了反映南方水田农事外，还在养牛和蚕桑部分也有详细的论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到宋代达到了新的水平。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地区栽培技术的一部农书著作是《陈旉农书》。《陈旉农书》是论述中国宋代南方地区农事的综合性农书。陈旉以前的农书，多为北方黄河流域一带的农业经验总结，本书则为第一部反映南方水田农事的专著，本书在养牛和蚕桑部分也有详细的论述，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到宋代达到了新的水平。全书3卷，22篇，1.2万余字。上卷论述农田经营管理和水稻栽培，是全书重点所在。中卷叙说养牛和牛医。下卷阐述栽桑和养蚕。陈旉以前的农书，多为古代北方黄河流域一带的农业经验总结，本书则为第一部反映南方水田农事的专著；同时亲自务农而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特色。他特别强调掌握天时地利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耕稼是“盗天地之时利”，具有与自然作斗争的精神；提出“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的观点，认为法就是自然规律，幸是侥幸、偶然，不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未有能得者”。因此，在一系列农耕措施中，都有超越前人的新观点。如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就是对中国古代农学史上土壤改良经验的高度概括。他在“粪田之宜篇”中说,尽管土壤种类不一,肥力高低，但都可改良；认为前人所说的“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之说并不正确，主张“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书中对开辟肥源、合理施肥和注重追肥等措施，都有精辟见解。

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的著作是什么

3，中国古代五大农书是哪五部书

《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统称为五大农书，是我国古代农学著作中的杰作。《氾胜之书》，西汉氾胜之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科学著作。书中总结出一种叫“区田法”的耕作方法，还介绍了穗选法”、“浸种法”等选种方法和育种方法。该书现存3700多字，内容丰富。《齐民要术》，北宋贾思勰著。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全书共l0卷，92篇，11万多字。书中对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都有详尽论述，被誉为农业百科全书。《陈敷农书》，宋代陈敷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陈敷自耕自种，下苦功夫钻研，于74岁时写完这部著作，对古代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王祯农书》，元代王祯著。全书共36卷，l3.6万多字，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个部分，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农政全书》，明代徐光启著。这是一部集前人农业科学之大成的著作。全书60卷，50万余字，书中汇集了有关农作物的种植方法，各种农具制造以及水利工程等农业技术和农学理论知识，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春分早,谷雨迟,清明种棉正当时。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书》、《农政全书》。 (一)《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作者是北朝的贾思勰.全书共10卷,92篇,内容十分丰富,总结了我国北方劳动人民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介绍了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方法,还提出了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等许多宝贵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古代农业生产水平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齐民要术》等农书是对我国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达,技术先进的反映.(二)元代的《农桑辑要》:元世祖时组织人编写,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三)《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37卷,13万多字.重点放在生产工具的改革方面,其中《农器图谱》占全书篇幅的4/5,附有306幅插图.这部农书特别重视用机械代替简单工具,用水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对提高生产力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书中详细记载了冶金"水排",水转大纺车,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等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大发明.★强调生产工具的改革,是王祯《农书》的突出特点.用机械代替简单工具,用水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的思想,能够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四)《农政全书》由明代徐光启编定.该书系统总结了历代农业,手工业积累的经验,并参照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在博采古今农学大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达到了传统农业科学的顶峰.

《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敷农书》、《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统称古代五大农书，可以说后三者实际上就是农学的延伸，在为农业发展的服务过程中，加上长期的实践活动，才导致他们的产生、发展和取得辉煌。因此农学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实际上是最基础的学科，其它一切学科是为农学服务，以农学为中心。　　历史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取得经验，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优良传统。在当今农业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果调转历史的船头，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也许会得到满意的德答案。　　那么农学史的学习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农学史的学习过程中，最基本的就是农学史文献的学习。在中国古代的农学史文献中，有五部农书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五大农书。他们就是《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了解这五部农书的主要内容及其科学价值是首先要做的事。

中国古代五大农书是哪五部书

4，水耕火耨刀耕火种的区别

农史研究者一般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即生产者通过感性直观达到了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特性与自然环境条件各种关系的表面认识，并摸索创造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系统的农学知识体系。专门农学著作的问世即可视为其标志。从考古出土资料看，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但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才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出现了最早研究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农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野老》等。现仅存于世的《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则不失为有一定系统性的农学论文。从战国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二千余年中，中国共出现了数百种农书。它们所总结记述的内容是探讨中国传统农学内涵的最佳文献，此外在历代的各类政书及各地方志中也不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吕氏春秋》中的四篇农学论文，《上农》是论述农业生产政策措施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后三篇都是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任地》主要指出土壤耕作的原则和方法，带有总论性质；《辩土》承接它论述了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的具体技术方法；《审时》则主要说明适时播种同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关系。显然，它虽只重点讨论了农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却抓住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环节。汉代出现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之类的综合性农书，还有关于畜牧、蚕桑、园艺、种树、养鱼等的专书或专篇。它们是汉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产物。从现残存的《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内容看，前者只有关于种植业方面的资料，不仅研究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还针对不同作物的特性和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栽培方法和措施。后者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有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果树、林木，甚至涉及牧业、副业等方面，但对生产技术记述很简单，更缺少理论上的说明。从上述两书尚难看出中国传统农学的完整内涵。北魏贾思勰撰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它比较系统精密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旱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国内外农史学家公认它是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杰出代表，对其后中国农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无疑，它的农学内涵可反映出中国传统农学内涵之一般状况。《齐民要术》一书，除作者从“农本”观念出发，广泛摘引前代圣君名贤，宰辅重臣重视农业生产取得成就的典故，借以说明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写书“教民”的用意的“序”以外。关于全书的内容和范围贾思勰在“序”中曾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又说：“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齐民要术》全书具体内容忠实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所记述的农学内容以种植业为主，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储藏加工等各个方面。而在种植业方面，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显然属“广义农业”范围。同时，全书贯穿了以下主要精神：一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集约利用土地思想；二是强调认识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怎样按照不同季节，气候，不同土壤特性来进行不同作物的布局、栽培和管理，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等。继《齐民要术》之后，现存的几部综合性大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以及农家月令体裁农书《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便民图纂》，甚至地方性农书，如《陈旉农书》、《沈氏农书》和《补农书》、《知本提纲·农则》等的农学内容，基本上都继承《齐民要术》。尽管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反映在农学上也少有较大的突破，不过，时代终究在前进着，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总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所以各书也大多多少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与成就。如中国饮茶的风尚，到唐代已风行全国，因而《四时纂要》中出现了关于茶的秅植技术记述，其它如菌子、苜蓿和麦的间作；以及不少兽医方剂也是以前农书中所没有的。南宋初的《陈旉农书》反映的主要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书中对水田作业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秧田、耕耨等项。中卷的“牛说”专谈水田地区耕畜水牛的饲养、医治，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这在农书中是首创。成书于元初的《农桑辑要》其内容虽主要是辑录前代文献，但对于引入中原不久的作物或是当时较为特异的农业技艺，如苎麻、棉花、西瓜、胡萝卜、茼蒿、人苋、莙荙、甘蔗、养蜂等很重视，并注明是“新添”。蚕桑在书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不仅篇幅多，反映在书名上“农桑”并举也是以前所没有的。《王祯农书》第一次兼论了南北农业技术，对“耕垦”、“耙耢”、“农具”、“蚕桑”等有多处对比南北的异宜。书中记述的二十门类农器和一百余幅插图，是以前综合性大型农书中所没有的，反映出宋、元时期中国农具已发展至成熟阶段。书中编绘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地利图”及标识“各地土壤异宜图”（已佚）也是农学上的新发展。明代的《农政全书》是集中国传统农学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在农学上的新进展包括多方面：一是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备荒三项农政方面的措施，二是书中除汇集了前人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外，还吸收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农学，如“泰西水法”；三是第一次将“数象之学”应用于农学研究上，为农学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上的一大突破。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授时通考》主要为此前农学资料的汇编，在农学上没有什么创新，不过它却汇集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古农书征引历史文献最多者。从类型众多的专业性农书上也可看出中国古代农学内容之丰富。如有以农家占候和耕作技术为中心，也包括农田灌溉、土壤、肥料在内的天时、耕作专著；许多以各种花草及延伸到一些果木、蔬菜、竹、茶等经济作物和谷类作物，少许有关水产、农具为研究对象的“谱录”；此外，还有蚕桑专书，畜牧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专业性农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补充扩大了综合性农书的研究范围，而且对农学某些专门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了。中国传统农学发展阶段的划分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组成之一的农学史也必须这样做。中国农学史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它的发生发展虽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相联系，但与中国通史的分期，并不完全一致。目前，已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农业经济史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等著作大致不外乎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依照中国历史朝代划分阶段；另一是按学科自身发展的情况进行划分。中国农学史如采用前者虽然可以将历史上的中国农学发展成就加以论述，但难以反映出农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从而揭示出各发展阶段的性质，特征和水平。因此，我们采用后一办法。关于中国农学史的分期的标准，我们还认为首先应从农业技术总的特征和技术体系完善程度的程度来考虑。[3]农业技术总的特征应是反映人们对和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自然界现象和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和表面到本质和规律的发展过程，而技术体系总的特征更表现为人类认识的水平，即农业科学知识的成就上。而每一个阶段农学发展的水平和总体特征主要反映在农学的载体——农书内容和结构之中。其次必须参考中国通史和其他自然科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本书则将中国农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阶段——先秦时期。根据考古学资料推测，中国有上万年左右1的农业历史，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虞夏之际，中国已出现了金属工具，商代开始用铜钁开垦荒地，挖除草根，周代中耕农具“钱”（铲）和“镈”（锄）、收割农具镰和“铚”也开始用青铜制作。自此原始农业开始逐步向传统农业阶段过渡，不过，一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中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即农业工具木质耒耜等仍广泛使用。商、周时期的农业技术体系是以农业农田沟洫，即“畎亩”制为核心；作物条播于“亩”上（“畎”为亩间小沟），休闲制代替了撂荒制，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协作的耦耕是普遍实行的劳动方式；粮食作物种类已形成“五谷”、“九谷”的概念，家畜则有“六畜”，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如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初步发展。精耕细作的萌芽已出现。以铁犁牛耕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农业真正的到来是战国时候的事情。战国中期，铁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较普遍使用，休闲制开始向连种制过渡，“深耕”、“熟耰”的土地耕作逐渐普遍，重视“多粪肥田”，强调良种和提出良种标准，以及对“农时”、“地宜”认识的深入，农业害虫多种防治方法的出现等，说明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开始形成。这时期重农思想开始系统化，并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政策和农学知识的群体——“农家”学派，如以无为并耕相标谤的许行、陈相等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家。战国末《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大体构成了一个整体，主要研究和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涉及水旱地利用，盐碱土改良、耕作保墒、防除杂草、株行距、植株健壮、产量和出米率、品质等，包含了许多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内容，带有总论性质。像这样集中阐述农耕的概论性论文，不仅在先秦古籍中少见，即使以后的农书和其它书籍中也极为难得。可以说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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