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公务员法的认识是什么，谈谈你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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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你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解
2，请你分析我国公务员法的实际意义
3，谈谈你对公务员法立法目的的认识

1，谈谈你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解

1、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和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而西方文官制度则标榜＂政治中立＂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党的组织路线，而西方文官不得参加党派活动，不得带有政治倾向。2、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而西方文官制度要求公务员与＂党派脱钩＂我国公务员制度根据党的组织人事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坚持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国家公务员是由各级常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考察，依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任免。西方文官制度对公务员的管理强调＂与党派脱钩＂，公务员职务晋升不受政党干预。3、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德才兼备，西方文官制度缺乏统一的，全面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在录用中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想政治方面要求严格。在晋升中注重思想政治表现和工作实绩。因此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4、我国公务员制度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一个独立利益集团，而西方文官是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要考察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公务员，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同政府谈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5、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科学化、法治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很大的提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分类管理的一种制度，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的一整套规范。它除了有总法规，还有若干个配套的单项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实施方案，从而形成一个健全的法规体系。以上内容参考人民网-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整体梳理

谈谈你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理解

2，请你分析我国公务员法的实际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干部人事管理第一部总章程性质的法律。对于规范公务员队伍的管理，提高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设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促进勤政廉政建设等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公务员法》从我国国情出发，凝集了我国近十几年来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经验，参考借鉴了国外公务员管理中可以为我所用的有益做法，确立了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是做好干部人事工作的基本依据和准则，在我国干部人事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文拟通过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历史渊源、发展情况等问题的追溯和思考,进一步探究《公务员法》的立法思想和对于我国公务员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公务员法》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宗旨　　一部法律的质量如何，取决于是否有正确的、能够反映客观规律的立法思想。马克思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它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 所谓立法思想，是制定该法律的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它主要回答为什么要立法和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法律的问题。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沿革　　制定《公务员法》，是我们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邓小平同志曾提出：“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当代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是在对原有干部制度进行改革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形成的。它经历了以下四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1、革故鼎新阶段（1978年12月—1987年9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这一决策，指引着干部制度踏上改革的征程。随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和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都强调改革现存的干部制度，搞好干部队伍结构的改革工作，建立、健全必要的管理规章。　　2、初创与试行阶段（1987年10月—1993年7月）。　　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干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要制定《国家公务员法》，筹建国家行政学院。这一决定，成为当代中国公务员制度创建的界碑。　　3、确立与发展阶段（1993年8月—1997年8月）。　　在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取得可喜成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党的十四大关于“尽快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鞭策下，国务院令第125号正式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经过数年起草、修改，并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4、深化改革阶段（1997年9月至今）。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的任务。九届全国人大以法律形式通过了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这宣告了公务员制度进入深化改革的阶段。中央颁布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公务员法。中共十六大报告也强调，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　　（二）正确面对《公务员法》实施面临的挑战　　法律的制定并不等于法律的实施，更加不能就认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必定会遵守法律。《公务员法》在实施中还将可能产生很多的问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我们要正确面对《公务员法》实施中发现的问题，随时准备迎接冲击和挑战。　　1、公务员既有思想的转变。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使用了十几年，人们已经习惯了即有的规范，公务员思想中原来的模式和想法需要改变。只有逐步剔除传统人事行政中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和观念，才能促进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和不断发展。通过《公务员法》的实施要完成三个思想转变：主人观念到公仆观念的转变，“铁饭碗”观念到竞争观念的转变，管理观念到服务观念的转变。　　2、加强宣传树立正确认识。　　由于《公务员法》出台前为人们广泛关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许多想法和意见，其中不乏一些较能获得人们认同的观点。但是制定法律有着其特殊和专业的考虑，有着全局性的思考，同时须考虑任何可能的后果，因此有些讨论比较激烈的议题没有被公务员法参考到。对于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争议和疑惑，需要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宣传，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解释。　　3、配套法规、规章和文件的立、改、废。　　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实施都需要相配套的其他规章制度条例细则和政策的配合。公务员法是一个母法、框架法，需要大量的子法和单项法规的支撑和补充。制定配套政策是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重点。对于公务员法出台前涉及公务员管理相关内容的法规规章和文件，需要做好清理、修改、废止工作，解决好与《公务员法》的相互衔接问题。　　（三）《公务员法》的立法宗旨　　立法宗旨是对为什么要制定该法律的回答。立法宗旨是一部法律的基点，它为立法活动指明方向和提供依据。公务员法的立法宗旨，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规范公务员管理，提高机关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　　制定《公务员法》就是要遵循人事管理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事管理的特点，建构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公务员法》要通过总结长期以来党和国家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经验，特别是总结近十年来建立、推行公务员制度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适当借鉴国外公共人事行政管理的有益经验和办法，形成科学的合理的规范，使公务员的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进机关干部人事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2、为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供制度保障。　　公务员的水平和能力关系到共产党的执政水平和国家的管理能力。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措施，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兴旺、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公务员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都必须以制度建设作保证。制定公务员法，就是要健全制度，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以科学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善于治国理政的公务员队伍。　　3、保证机关有效运转，提高工作效能。　　党政机关根据其各自的职能执行公务，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分别担负着决策、执行、协调和监督等的重要职责。公务员的工作质量和效率直接决定机关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制定公务员法，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建立强有力的机关工作系统，保证机关有效运转，提高工作效能，从而卓有成效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促进社会的改革和进步。　　二、颁布实施《公务员法》的重要意义　　制定颁布实施《公务员法》是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贯彻依法制国方略的重要步骤。颁布实施公务员法，必将有利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对于加强各级政权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确立公务员制度的权威　　以法律形式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由于我国公务员制度处于起步阶段，先由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以积累经验，并检验其可行性，然后再正式立法。但由于没有《公务员法》，导致公务员管理权威性不够、执法检查机制不健全和强制力不够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要解决公务员立法层次较低问题，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公务员法》。　　（二）加强对干部人事工作的综合管理　　按照现行干部管理体制，政府机关中较高职务层次的公务员是党委组织部门管理的；党的机关与人大、政协、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等机关参照暂行条例的规定，也是党委组织部门统一协调和管理的。《公务员法》适应对机关干部队伍的依法统一、管理的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公务员综合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由党委组织部门和政府人事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履行公务员综合管理的职责，实现了与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的衔接。　　（三）增强公务员制度的活力　　《公务员法》按照中共十六大关于建立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制度的要求，从职务设计上，建立多元化职务发展途径，在传统行政职务外，增设专业技术职务，在行政执法机构设立行政执法职务。同时，在现行级别基础上，通过增多级别数量，拉大级差，扩充级别功能，建立新的级别，从而增强职务与级别的激励机制，吸引人才，稳定队伍，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　　（四）促进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颁布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深入，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如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制度，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部分职位的聘任制度等，《公务员法》将这些新的成果予以吸收和确认并加以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公务员制度。　　（五）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实施，将尽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加强廉政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的国际环境，按照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各级各类机关的工作效能，提高执政能力、行政能力。

请你分析我国公务员法的实际意义

3，谈谈你对公务员法立法目的的认识

《公务员法》（草案）第一条确立了《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这一立法目的可分为三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规范公务员的管理”；第二个层次是“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层次是 “促进（公务员队伍）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至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此二者与“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是同一层次的目的，而并非是另外的独立层次的目的。因为“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都是为了“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公务员法》（草案）确立的这三个层次的立法目的应该说是比较全面、比较适当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实现这些立法目的，我们应设计什么样的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去实现这些立法目的。考察现行《公务员法》（草案）的整个内容，应该说，上述立法目的大多是有一定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加以保障，从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的。但是无庸讳言，现行《公务员法》（草案）设计的具体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也有某些欠缺和某些不科学处，并不能充分保障上述立法目的的实现，甚至有些具体法律制度和规范与相应立法目的还存在不一致之处，即这些具体法律制度和规范不仅不能保障相应立法目的的实现，反而可能妨碍相应立法目的的实现。下面我们分别对之加以分析。第一，关于“规范公务员的管理” 根据世界各国公务员管理的经验，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规范公务员管理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没有分类就不可能有规范管理，不可能有科学管理。因为不同类别公务员行使着不同性质的国家职能，而不同性质的国家职能的运作方式是很不相同的，从而要求不同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与之相适应。在国外，公务员通常分为特别职公务员和一般职公务员、政务类公务员和事务类公务员。特别职公务员包括议员、法官、政府内阁组成人员等，一般职公务员包括所有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常任文职人员。政务类公务员指通过选举或任命产生，与执政党共进退，行使决策职能的公职人员，如内阁总理、部长、政务次长等，事务类公务员指通过考试或聘任产生，不与执政党共进退，主要从事执行性事务职能的公职人员，包括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副部长（除政务副部长外）以下的公职人员和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的公职人员。根据分类管理的原则，各国公务员法通常只调整一般职公务员，即事务类公务员。有的国家的公务员法虽然将特别职公务员和政务类公务员也列为公务员的范围，但明确规定法律的具体规范只适用于一般职公务员，即事务类公务员（如日本） .有的国家的公务员法则一开始即将特别职公务员和政务类公务员排除出公务员法的调整范围（如法国）。但是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法》（草案）却将所有的“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均纳入公务员的范围，由一个法律统一调整。即对完全不同性质的公职人员，无论是考任、委任、聘任职人员，还是通过人大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法官、检察官；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政党、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均适用同样的法律、同样的制度。显然，这不符合规范管理、科学管理的原则，而是将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干部管理模式法制化。首先，政党和社会团体不是由人大产生，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的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其工作人员不能直接行使国家公职，自然而然地成为公务员。否则，就与我国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相矛盾。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要求是很不相同的，例如，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录用能向所有公民平等开放吗？对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的考核能适用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考核同样的条件吗？显然不能。因此，将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纳入公务员法调整是不科学的。其次，法官与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完全不同，法官审理案件，只服从法律，而政府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必须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为了保证法官的公正，其任用、考核、奖惩、职务任免、乃至工资、福利等，都不应该实行与政府工作人员相同的制度。将法官与政府工作人员同样对待，同样管理，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干部管理模式是与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而且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上世纪末即已开始改革，单独制定《法官法》，对法官进行分类管理。现在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倒退回去，走回头路。再次，通过人大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与通过考试、聘任产生的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在职位和工作性质上也有重大区别，对之适应统一的法律调整也是不适当的。通过人大选举产生或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有严格的任期限制，任期结束，其就不再是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他们主要应是向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从而对一般公职人员的考核、奖惩、晋升、任免、辞退等制度不应适应于他们。因此，将此类人员纳入《公务员法》调整也是有违规范管理、科学管理原则的。第二，关于“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是《公务员法》立法的第二个层次的目的。这一立法目的所针对的法律关系主体是作为管理对象的公务员，与前一层次立法目的“规范公务员的管理”所针对的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前一立法目的所针对的法律关系主体是管理者：使管理者科学管理，如要求对公务员分类管理等。“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与后一层次立法目的“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所针对的法律关系主体也不同，后一立法目的所针对的法律关系主体是社会公众，是公务员服务的对象。“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是为了使公务员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和高效的服务。《公务员法》（草案）为了实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如职位保障制度、培训制度、辞职制度、工资、福利、保险制度、申诉、控告制度以及其他权利规范。但是，这些制度和规范对于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仍是不够的。要实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还必须增加另外一些保障制度或保障措施。首先，就公务员职位保障而言，仅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处分”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程序保障。现在的法律草案对于免职、辞退，乃至开除这些涉及公务员“饭碗”的重要权益的行政行为，设定了哪些救济程序呢？除了对于处分（开除是最严重的处分）设定的告知、陈述、申辩程序和对于免职、辞退、处分设定的申诉、控告程序外，几乎再没有提供其他程序保障，既没有为当事人提供事前听证程序，也没有为其提供事后复议、诉讼程序。对于被免职、辞退的公务员，甚至没有提供陈述、申辩这种起码的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为公务员提供陈述、申辩、听证程序本不应该存在任何理论或实践的障碍，就是复议、诉讼程序，其理论上的障碍——所谓“特别权利关系”理论（行政机关对内部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 —— 实际上也早已过时，连最先创立这一理论的德国人都已在上世纪放弃了这一理论，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从实践上讲，免职、辞退、开除的案件并不会太多，从而也不会存在复议机关和法院承受不了的问题。因此，不为受到免职、辞退、开除处分的公务员提供复议、诉讼权利是很不合理的：一个公民罚款几元钱都可以复议、诉讼，一个公务员被砸掉“饭碗”却不能复议、诉讼，这很不公平。其次，就公务员与上司的关系而言，下级服从上级，公务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这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基本要求。没有这一条，政令就不可能畅通，行政管理的秩序就不可能保障。但是，根据现代法治原则，“下级服从上级，公务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这一要求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在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有明显或重大违法的情形下，公务员可以不服从上级的决定和命令。行政法治原则之所以有这一发展，是人们通过无数血的教训而认识到绝对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极大危害性。例如，在某种突发事件（如洪水、火灾、地震等）出现时，上级由于不了解情况而发布了错误的决定、命令，下级如果无条件执行，可能造成千千万万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又如，在某种地方、部门利益的驱使下，上级因追求“政绩”而作出可能造成自然、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某种决定、命令（如修建或拆毁某一工程），下级如果无条件执行，很可能给人们的生存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公务员法》应赋予公务员抵制上级明显、重大违法的决定、命令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对于社会公益的维护是必要的，对于公务员个人权益的保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上级命令公务员刑讯逼供，公务员如果不抵制，将会与上级一道构成违法或犯罪；上级命令公务员捕杀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公务员如果不抵制，也将会与上级一道构成违法或犯罪，受到法律追究。再次，《公务员法》要实现“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应增加公务员“劳动争议”的解决途径。公务员具有双重身分：其在代表国家行使公共职能时，方具有“公务员”身分；其通过执行公务取得工资福利以养家糊口时，则具有“劳动者”身分。作为“劳动者”，其在劳动条件、工作岗位和地区调动、工资福利、休假、退休、退职等方面，与企业、事业单位的劳动者一样，不可避免地会与所在单位发生这样那样的争议、纠纷。这种“劳动争议、纠纷”虽然具有特殊性，但同样需要法律为之提供适当的解决途径和制度。企业的劳动者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时可通过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诉讼解决；但公务员与所在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目前法律则未提供解决的途径和制度。现在的《公务员法》（草案）虽然规定了人事争议仲裁制度，但只适用于聘任制公务员。然而，聘任制公务员只占公务员队伍的很小部分，对于公务员队伍中占绝大多数的考任制人员来说，法律草案却没有为其提供解纷渠道：既无诉讼途径，又不适用仲裁，其合法权益显然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第三，关于“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 应该说，《公务员法》（草案）设计的大部分制度和规范都是为这一立法目的服务的，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有考试录用制度、考核制度、职务升降制度、纪律处分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辞退制度等。这些制度对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最终实现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的立法目的无疑是必要的。而且，立法起草者对这些制度的设计也是比较周密、比较科学的，从而是能够比较有效地保障相应立法目的的实现的。

谈谈你对公务员法立法目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