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臣之道读后感

  《大臣之道——心性之学与理势合一》(中华书局,2013年7月北京第1版)一书是香港中文大学谢茂松博士读船山学说的一部力作。全书从王船山《读通鉴论》、《宋论》入手,将历史上诸多著名官员之得失予以分析,并进行了精细分类与整理。同时通过对“政治实践的思考”,“大臣之志、量、识”,“理、势与时、几”三个方面的分析论述,着重强调了“心性之学”对为政者的重要意义。以古论今,发人深省。    深入地梳理船山“大臣之道”立论的基础   作者指出,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概括中国文明之要义以及治道,那就是“内圣外王之道”。这是中国文明之大本大源。内圣是“修已”之心性修养,外王是由“修已”而后“安人”、“治人”的治国平天下之经世致用,“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内圣为“明体”,外王为“达用”,体立而用达,由内发乎外,内外一体贯通,二者缺一不可。   内圣外王之道为士君子之道,彻上彻下,贯通于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君臣相互感应一体,“为君难,为臣不易”。书中虽也讨论到为君之道,君心之敬与肆,一念之慎、一念之惧而受天命成盛治等等,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为臣之道,尤其是作为大臣、政治家的大臣之道。   大臣之道同时也意味着在心上下大功夫,立大本大源。此心非他心,为道义之心,仁义之心,持之定而不动摇,而后方能发而为经世、应万变之全体大用。   有心、有仁心还需有术,方能成就仁政之功业,故术甚为紧要。术是什么呢?术中“心之所生”(正所谓“心术”),是“四通八大之道“,心中所自有的处处逢源之道,而人却不自知心原本有广大深远之术,具广大变通之用。心是术之本,术不在心之外,术也反过来成全了心。只有对术有此精微之诠译,方可去除人们对于术的理解误区,即术尽为权术、权谋、阴谋之狭窄、阴暗,而为人在道德上鄙视、但在行动上又不得不然之两难。   大臣之道亦离不开心对于天理之信心,对于事理、时势之洞悉以及将理与势二者完全打成一片之把握,此即心与理之最终达到合一、理与势之最终达到合一。故大臣之道与心性之学、理势合一观实为三位一体,大臣之道绾合心性之学、理性合一观于一体,在彰显中国政治传统之伟大。   以上立论之依据本于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之学,尤其是其经学《周易内传》、《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以及史论《读通鉴论》、《宋论》。经史之学为中国学问之根本,经学为体、为本,史学为用。必有体之立而后才能有大用,体亦必发而为用,体不离用,体在及中显,没有无用之体,用乃是用其体。王船山之学体用兼备、体用互见,为做事、做大事之学,集中国历来治道之大成。    详尽地描述船山的“大臣之不易任与大臣之道”   作者首先介绍了研究本题的方法,指出,先从具体的“用”的角度入手,而后由用而明“体”,将大臣之道归为心性之学,这是基于政治作为实践性知识、默会性知识的特性,它不同于规则性知识,所以要先从“用”下手。史较之经,则是“用”相对更为显在的呈现,故对于大臣之道之讨论,也先从船山之史论入手,然后才及于其经解,由用而及体。讨论心性之学则次序刚好反过来,先经而后史,由“体”而及“用”。这表明了作者研究船山之大臣之道的严谨的学术态度,而不是随心所欲,意气用事。   作者指出,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所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唯一世袭的君,其一言一行自然是一人而可影响天下。而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即主要由科举而产生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即今天所说的政治家,更在其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而“无人者,无大臣也“。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大臣之品格则需要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   作者认为,船山在《读通鉴论》、《宋论》中以士大夫的政治成熟度、政治能力为标准,对历史上各种士人、臣子进行了辨识与批评:一类是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二类是不考虑政治后果的直谏之臣、妄人、意气之士、躁人。第三类是急于求成以至不择手段的功名之士、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第四类是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等。   在船山看来,大臣之为大臣,必须能入参坐议,出接四方;要有决大疑、定大事的方法;要久任,不能经常更替。这是大臣成其为大臣之基本,但真正允为大臣、得大臣之道者:(一)大臣当制治于未乱。(二)大臣当独任、不好言、不好听而民不知感。(三)大臣之平情、坦然无我之大用。(四)社稷臣者,唯正而已。(五)大臣之简、静与易风俗、养人才。

大臣之道读后感

2,2022制造业转型之路工业技术软件化迎来爆发期

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的关键之处在哪里?“一个行业智能制造水平的高低,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看相关的软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曙光董事长李国杰表示,而工业软件中最难“啃”的CAD/CAE/CAM软件对我国工业制造智能化水平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 近年来,工业软件发展逐步进入国家级规划文件。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出台《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等3份规划文件,支持工业技术软件化发展。 “过去中国工业在短缺经济刺激下经历了超高速发展阶段,但大规模生产导致目前中低端产品市场已经饱和,所以各行各业都在 探索 转型,突破行业传统发展瓶颈。”达索系统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赵文功表示。 在席卷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中,工业软件扮演重要角色。“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包括制造业、建筑业等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中,核心工业软件都是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基础。”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刘玉峰说,“一个生产型企业需要使用的工业设计软件就高达上百种,不同的工业软件应用在不同方案中,没有这些软件就谈不上数字化转型。” 《中国工业软件产业白皮书(2020)》披露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工业软件产业规模预计达4358亿美元,增长率约为6.1%,其中中国工业软件产业规模预计达1974亿元,同比增长14.8%。 “国内市场规模虽然不大,但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021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2600亿元。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工业软件的市场规模将迎来一次大的爆发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信软所信息技术研究室主任许亚倩说。 当前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软件的融合日益紧密,这给工业软件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变革和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工业软件发展既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也可能是“探路者”。 李国杰指出,智能化是EDA工业软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全自动设计”,实现人工智能全流程设计芯片,大幅度降低芯片设计门槛,提升芯片设计效率,实现端到端的快速无人化芯片设计,“采用机器学习做芯片可能是一条发展芯片产业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蹊径”。 商汤 科技 副总裁刘强也对人工智能突破人类认知边界,赋能工业发展的可能性抱持积极态度。 他提出,机器的猜想能力可以和工业经济的创新范式结合在一起,“比如我们推出的SenseMARS火星混合现实平台,可以基于人工智能软件的高性能运算和学习能力,对现实工业视频、生活视频进行视觉分析,通过机器猜想寻找更多算法,甚至是模型,去重塑工业流程,真正让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迎着全国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而上的工业软件产业,也面临诸多困境亟待解决。 “工业软件领域高端人才短缺,同时行业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形成体系化平台,缺乏体系化竞争力。”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指出,“还有就是与工业技术需求结合不足,产业化程度不够。” “纵观全球,工业软件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是龙头工业企业一定是伴生成长的。”刘玉峰表示,“未来中国工业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工业软件产业和工业产业也一定要实现深度战略集成和结盟,各司其职,工业软件做好核心技术,工业企业要真的给机会,一起打造企业数字化平台,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数字化。” 固高 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吕恕则认为,未来工业数字化转型趋势不单单是工业企业和软件企业的协同合作,而是通过资本嫁接等渠道形成两者的有机结合体。 “随着制造业前端业态发生改变,纯做制造的公司,坦率地说是慢慢会被淘汰的,从OEM到ODM,再往前走可能要做自主产品的定义和设计,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备软件能力。”吕恕表示, 工业技术软件化是制造业企业、行业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外,最近也有一批专门做工业软件的创业型公司正在涌现,这些团队想生存也必须融入工业场景。与互联网企业生态不同,工业软件公司纯做软件是很难生存的,它必须往制造端延伸。”吕恕表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制造业企业和软件企业两者将结合形成全链条组合体。 与许多创新产业一样,工业软件产业发展也面临基础研究环节薄弱的问题,吕恕表示,“基础研究很难靠商业化公司长时间、大量的融资实现,期待政府能够在基础研究部分投入更多支持,减少企业开发迭代周期。” 值得注意的是,论坛现场,多位学者及企业家指出,在制造业转型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完备产业链条,存在率先突破的机遇。 吕恕表示,大湾区制造产业链非常完整,物流转运体系也非常好,“在应用场景足够丰富的情况下,只要有相应好的政策迭代,有人才储备梯队,再加上不断激活引入新技术,大湾区工业软件产业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 作为制造业大省,近年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年)》等系列政策举措。据悉,广东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对工业软件的政策支持力度,为工业软件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推动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生态,力争打造成为我国核心工业软件的重要一极。 更多内容请下载21 财经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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